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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利他主义基因在11号染色体 [打印本页]

作者: 晒太阳的猫 时间: 2016-9-26 11:56
标题: 利他主义基因在11号染色体
人类和动物都有利他主义，这其实是由基因决定的！

利他主义基因变异发生在11号染色体上

善举的背后是否存在基因上的成分。换言之，是否有一种“利他主义基因”促使我们去做一些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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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对人类的“利他主义”的来源孜孜以求。由以色列西伯莱大学心理学家爱伯斯坦领导的研究小组通过长期研究，从遗传学角度，首次发现了促使人类表现“利他主义”行为的基因，其基因变异发生在11号染色体上。这一研究成果最近发表在《分子神经学杂志》电子版上。

动物的利他行为可以提高其他个体的生存机会。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学说。这个学说告诉我们，物种在生存竞争的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的作用，逐渐产生新的物种，实现生物的进化。自然界中处处可见生存竞争的例子，比如南极洲帝企鹅在下水之前为了确定水中是否有海豹，往往相互往水中推拥，让同伴做替死鬼。森林中的猴王拥有成群的妻妾，却不允许其他公猴“染指”它的一个妃子。这些都是典型的利己行为。

然而，生存竞争只是一个方面，在自然界中同样存在着利他行为。这种行为可提高其他个体的生存和生殖机会，但却降低了自己的生存和生殖机会。比如在膜翅目（蜜蜂、黄蜂、白蚁）社会性昆虫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不育者，它们担任筑巢修巢、采粉采蜜、哺幼护王等工作。

食物不足时它们忍受饥饿喂养王后的子女，遇到掠夺者它们以倒钩刺等自我献身方式保证王后和兄弟姐妹们的安全。

不少鸟类在捕食飞禽出现时，为了同伴的安全发出答叫声让同伴逃离危险，自己因此引起捕食者的注意而陷入危险境地。狒狒群中，地位显赫的雄性狒狒遇到捕食者，发出狂叫一边给同伴报警，一边以敢死者的姿态冲向入侵者，即使不敌入侵者，它也会掩护群体撤离，自己始终处于最危险之处。

动物的保姆行为也是一种利他行为。

动物学者经常观察到，猿猴在失去母亲之后常常由其他猩猩抚养，或由它们的哥哥姐姐照看。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在黑猩猩和猿猴的群体当中，还可以观察到与此相类似的另一种情况：有的猿猴或猩猩把爱倾注在本不是自己亲生的幼仔身上，去背、去抱别人的孩子，带别的幼仔玩耍，给它们梳理毛，关怀备至。

这些都是利他行为的典型例子。然而，这些却似乎不能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来解释。那么，利他行为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的？对于这个问题，生物学家有不同的解释。

汉密尔顿在1964年提出了亲缘选择理论，又称汉密尔顿法则。其内容是：亲缘关系越近，动物彼此合作倾向和利他行为也就越强烈；亲缘越远，则表现越弱。

道金斯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指出，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不是物种，也不是种群或者群体，而是作为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即基因。是基因的自私性在导致了生存竞争的同时，也导致了动物的利他行为。

因为群体或者种群都随时处在动态的变化中，只有基因是稳定的，并通过“复制”或“拷贝”的形式永恒地存在。动物的基本目的就是使和它自身相同的基因得到壮大。

人类有“利他主义”基因

人类毕竟走过了文明社会，甚至成了地球的主宰。然而人类从根本上是与动物一脉相承的。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成全他人的“利他主义”，在人类身上的表现更为突出。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和越南战争中，最高荣誉勋章大都授予了那些战斗中的英雄，这些英雄用自己的身体压住手榴弹以保护战友的生命，或冒死从战场上营救受伤的同伴，或作出其他同样性质的极端的行动。这种理智和激情相结合而产生舍生取义的结果，在第一手的战场记载中常有报导。

20世纪90年代，爱伯斯坦领导的研究小组曾经发现过一种“冒险基因”。这次他们从354个有多个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选取血液标本，向受测试者提问，并按照所获取的信息，划分其无私行为（一种测量利他主义的方法）的等级。由于调查问答和验血采用匿名方式，因此受测试者无需为自己标榜，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为进一步求证得出的结论，研究人员还通过具有奖罚性质的经济游戏，来观测人们是否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然后再检测他们的基因变异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大约有2/3的人携带有“利他主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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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指出，“利他主义”基因可能是通过促进受体对神经传递多巴胺的接受，给予大脑一种良好的感觉，促使人们表现利他行为的。这意味着多巴胺在忠实于社会道德准则的利他行为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人员认为，拥有“利他主义”基因的人可以承担好的工作，因为他们可以从工作中得到更多回报。

这种“利他主义”基因是第一次被发现，但研究人员认为，一定还有其他“利他主义”基因有待发现。而且，“利他主义”基因只是决定人类表现利他行为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因素则来自外界环境的影响。

行为基因研究在争议中前进

对于“利他主义”基因，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心理学者菲利普。拉斯顿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这种基因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明显不同的表达方式。

他的这种观点，基于他通过伦敦大学精神病学院的成年双胞胎登记项目几十年收集的分析数据。

拉斯顿让174对同卵双胞胎回答一套由22个问题组成的问卷———每对双胞胎都具有同样的基因。拉斯顿还找到148对异卵双胞胎———每对只分享一半的基因。实验对象要求对一些陈述作出判断，衡量的等级分成从1（极反对）到5（极赞成）。这些陈述包括“逃避个人所得税如同偷窃一样坏”和“我是一个别人可以依靠的人”等。同卵双生儿的回答相似率几乎恰好是异卵双生儿的两倍，这让拉斯顿计算得出结论：在个人善恶态度不同的问题上，基因因素占42%.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个结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尔。埃利希在美国生物科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说：“基因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事先编定的‘人类本性’程序，没有理由能证实人到底是‘性本恶’还是‘性本善’。”

其实，真的认为基因就可决定一切的“天真”科学家大概不多。反之，完全不认为先天扮演任何角色的环境论者，大概也绝无仅有。基因与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有时是超乎想像的；就算在同样的大环境下，还可能存在许多非共享环境，由个人天生的性格所主导。至于环境因子，好比光照、压力、饮食等，更可以经由神经内分泌系统，对身体（包括基因在内）造成改变。因此，以人类长达10数年的发育成长时间来看，要理清基因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不容易的。

医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对自身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基因技术更是直指我们的天性深处。但不管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对基因的认识和改造都将是一柄双刃剑，我们在舞弄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这关乎人类全体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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