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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港科大教授丁学良说，出国留学，长见识比学知识更重要 [打印本页]

作者: 为大家 时间: 2016-9-26 17:27
标题: 港科大教授丁学良说，出国留学，长见识比学知识更重要

　　如今，用功利的眼光来审视留学，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留学的性价比越来越低。雅思托福的消耗战、不断申请的心理战和高昂的出国花销都让很多非特殊二代的海龟大喊心疼，但是每年想要出国的人数却从来没有减少过。那么，打破头也要出国看看到底是为了什么?怎么做才能让出国的经历收到最高性价比的回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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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长见识比学知识更重要
经常有中国学生和家长，向丁学良咨询：通过上国外大学的远程课程或参加在华的合作项目拿他们的学位，如何？
　　丁学良教授总是直言相告：若有条件，还是出国学习一段时间为好。丁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1984年曾赴美读书，8年后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大学、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和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从事教学或研究。

　　见识很重要

　　这个在西方学术环境里浸淫多年的学者的理由是，留学的意义不仅仅是在课堂里读书，还包括在书本和课堂之外的广义学习和体验，从亲身接触或相处的人身上，细心观察、琢磨乃至有选择地学习他们如何做学问、做事业和做人。

　　于是，当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邀请丁学良写一本与留学有关的书时，他决定不像写“留学指南”那样泛泛地写留学的过程，而只写让自己“终身受益”的经历。

　　今年夏天，这本被作者自己称作“投入最深，浸透着三十春秋情怀”的《我读天下无字书(增订版)》一书面世。书里记录的大都是丁学良留学和任教海外期间，所接触的人与事，这些人大都颇有独到之见和特别之处，他们在今天也多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哈佛大学教授、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世界著名学者马若德，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当代任期最长的美国大学校长、匹兹堡大学前校长波士瓦，丁学良在匹兹堡大学留学时的邻居作家王小波、李银河夫妇等。

　　作者并不掩饰自己写此书的野心，他试图以自己在哈佛等地的亲身经历，把“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骨骼血肉和盘托出”，还试图与人分享自己过去20多年读天下这本无字大书的心得和体会。他认为自己在留学过程中，所获取的这些启迪的价值，并不亚于自己曾刻苦阅读的专业知识的价值。

　　或许正因为如此，丁学良会本能地把自己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拿来与中国的相关事情做对照比较。“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外国在这件事情上不像中国那样?”通过一次次的反问与反省，他认为自己在“天下”这本无字大书中，除了学到了知识，更多学到的是见识。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丁学良的故乡安徽宣城，某农垦师师长曾是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卫士长，许世友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托付给师长照顾。由于身处动荡年代，两个孩子被要求隐瞒真实身份。但年纪较小的那个孩子有一天还是告诉宣城的小伙伴们：“我们家在南京，到我们家来的叔叔都是大胖子。”这一下让其他孩子傻了眼。

　　那年头在宣城的数万人里，也就三五个大胖子，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剩下的就是县委大院里的师傅。于是，其他孩子便推测，这俩孩子爸爸的官职“肯定比县委书记、县长要大得多”。

　　带着这种深刻的童年记忆，丁学良在10多年后到了美国留学。在课堂上，西方最著名的科学技术史专家之一、哈佛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戴维·兰德斯告诉丁学良等学生，衡量富国穷国的指标系统复杂多样，但有一条金科玉律可以到处试用：穷国人民和富国人民都关心“吃”的问题，只是穷国人民关心怎么才能吃得饱，富国人民则关心怎么才能吃得不发胖。在物资普遍极度匮乏的年代，大胖子往往就是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形象表征。

　　而又过了10多年后，带着满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知识，丁学良在1999年和20多名青年经济学家到朝鲜考察。在相处稍微熟悉一些后，对方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们都是中国的大领导大干部吧?”这个问题让丁学良等青年学者很诧异。对方随即解释说，“因为你们都是胖子。”这让丁学良意识到，他们在城乡考察期间，看到到处都是普遍偏瘦的百姓，个别领导则除外。

　　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记忆，也想起了老师在哈佛课堂上所讲到的那些理论知识，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价值。其价值不仅在于学知识，更在于长见识。

　　正是在留学过程中，丁学良见识了什么叫“见识”。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创造的经济奇迹，正引起世人瞩目，马若德却根据自己的观察，作出了不同的判断。1980年，马若德便在英国《经济学人》上发表长文，结尾时称，“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如果能够使中国内地得到转变，那么一个经济强力的中心将在东方兴起。相对于这个中心而言，‘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只不过是太阳边上的一点点光晕而已。”

　　30多年后的今天，马若德的判断似乎得到了印证。而在丁学良看来，在30年前就能清楚地描述出历史大趋势，这便是“见识”。马若德还告诉丁学良等中国留学生，“对中国的年青一代来说，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路上，你们不能脱离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大背景”。

　　在马若德的引荐下，丁学良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并师从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那里，他见识了这位非常权威主义但并不独断的老先生的为学和为人。贝尔不仅会给学生开好阅读书目，还会让秘书把书从自己的私人图书馆里找出来，方便学生阅读。

　　老师贝尔开列的这些著作，曾让丁学良吃尽苦头。当时，这名留学生曾信誓旦旦地告诉伙伴们，学成归国后，他一定要把在美国留学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写出来，连书名都想好了。

　　“什么书名?《海外学子》?”“不，《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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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留学经历结束近20年后，丁学良终于写出了这本书，不过书名并不叫《谈何容易》。或许在经历了多年的成长和成熟后，他已明白要读懂天下这本无字之书并增长见识，其难度更甚于当年学习那些令他痛苦不已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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